2020届编导艺考生必看热点《中国医生》

时间:2020-04-03 13:30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饮冰十年,难凉热血”


  这是一部平淡到朴素的医疗纪录片,无论你是医生,病人还是家属,它在镜头里呈现的,就是你在医院里每天都会看到的日常。《中国医生》没有生离死别的刻意渲染,重病绝症的惨痛镜头,更没有啥煽情泪点或音乐,但经历过的人都知道,生活的所有惊涛骇浪,都是不动声色的。
  2008年,导演张建珍的双亲曾先后被查出癌症晚期,这让她有了在北大医院整整一年的陪护经历。那段时间,家属心理的煎熬和对医生的依赖,张建珍都体会到了,她和年轻的住院医生成为朋友,对他们生出理解与认同。
  和每个病患家属一样,每天早晨8点,主任医师查房在病床前停留的那一两分钟,是她一天中最期盼的时刻。对于医学,每个生命的救治方法并不是唯一的,而且每一个救治都有巨大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对医生对病人家属来说,每一个选择都是艰难和举步维艰的,此时,信任是非常关键的,不仅仅是对医术的信任,还有医患之间的信任。
  父母去世后,她提交了一份医护题材的影视拍摄方案,最终从浙江卫视向社会征集的500个方案中脱颖而出,这就是纪录片《中国医生》。
  第一集的开头,河南省人民医院脑卒中中心的主任医师朱良付,就对着镜头说自己曾经遭受过来自病人家属的谩骂。
  “曾经有一个老太太,是一个老爷子的家属,那个阿姨说:我真想把你撕成碎片……说我把她家老爷子给害死了。”患者因高灌注(脑高灌注综合征)去世,是种少见但致死率很高的疾病。44岁的朱良付,也是河南省人民医院脑卒中绿色通道组长,每天面对中国死亡人数最多的疾病:脑卒中。
  脑血管疾病的特殊性,要求病人必須在黄金六小时内得到有效救治。朱良付担任组长的脑卒中绿色通道,像军队一样24小时待命。
  豆瓣评论区里点赞最多的一条评论说:“我们对医生职业的尊重,并非在于医生是没有道德缺陷的天使,而在于他们代表了人类用知识和科学去对抗自身无常与脆弱的希望之光。”
  同很多职业一样,医生尽管见惯了人间世的疾病、痛苦,很多时候,他们也是无力的。
  这种无力来自多个层面,现代医学的天花板,人性的众生相,还有和患者的沟通。
  “病人是千差万别的,你也不知道尽了全力之后,是不是一定能把病人救得回来,或者不出问题。”张建珍说,“你们想想,一个人什么时候最委屈?他尽了全力在救人,最后被暴打了一顿。”
  和患者家属沟通做手术的选择时,朱良付都会将可能出现的风险用手机录音。对很多病人来说,医生就意味着希望,在朱医生看来,其实还要取决于技术,还要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不自负。
  《人间世》形容医生“饮冰十年,难凉热血”。要给病人看病,真实地替别人解决问题,一个误诊,轻的延误病情,重的可能使人丧命, 医生都会有这种良心拷问。
  我曾问过一位医生朋友,为什么有人说有的医生看起来很冷酷?他说,不是冷酷,是冷静。因为现在的这种情况,他早就见过无数个了,所以才会显得如此的冷静。如何做到不麻木?他用两个字做了回答:良心。
  让跟拍导演柳亚触动很大的是朱良付的一句话,他说:“你认为医生对家属好,医生关心病人,这个都不是很高的层次。医生是在关心病人,但是医生一旦上了手术台,对,就应该把病人当狗一样去治。这句话什么意思?你不要有情绪,所有的情绪都是对你真正治疗结果的一种干扰。所以手术台上那个人不管是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还是你自己的亲爹,还是县长,你要一视同仁地只是把他当成一个病人去治,只有这样的医生才是真正的一个好医生。”
  每天骑着小电瓶车上下班的朱良付医生,有种朴实的可爱。“好医生只有自己知道。如果是自己的直系亲属,你会咋选择?这就是医心。”
  一位医护人员拿他当反面教材,对着镜头斩钉截铁地说:“将来绝对不让自己的孩子当医生,没有任何生活乐趣。家庭也管不了。”
  朱良付则边往病房走边说:“我今年44岁,做到这个主任医师,需要二十五年才能培养出来。我不能死,死了是浪费国家资源。”

 

一群焦虑的人:天命和无力


  一场大规模新冠肺炎疫情,再度把医生这个群体推到了最受瞩目的前台。一位湖北宜昌疫情一线医生在手记中写道:在隔离病房工作的日子里,时间对我们来说只有一个概念:急。我们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感怀时间流逝。
  《中国医生》开篇说,中国医院每天会有2000万人就医,但医生却只有400万左右。“我们这群人,给他一个标签就是焦虑。我们在背后默默做着这些事儿,你好像看上去觉得非常伟大,其实没有,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天命而已——我不做这个事晚上就睡不着,不是我的人格高尚,只是我就是一个焦虑的人。”
  华山医院的硬核医生张文宏在2018年的演讲《人类如何抵抗病毒》中,给身为医生的自己和同行们打上了标签。
  前几天,武汉市协和江北医院消化内科医生夏思思的生命定格。29岁的她是科里7位医生中最年轻的一位,感染那天,因为担心一位病情加重的老人,她主动留在病房。
  在中国,住院医师阶段是每一个医生的必经之路。除了本科室病房内的常规治疗,他们还需要在值班时,处理急诊科的相关病例。“新扎医生”们在这个岗位得到充分锻炼,并在学术方面取得一定成果之后,才有可能成为出诊的主治医师。
  南京鼓楼医院整形烧伤科的住院医师徐晔今年28岁,因为帅气的面庞成为了拥有不少拥趸的“网红”医生。他平均每周都要值一次班,毕业3年以来他的值班次数已经100多次。毕竟高强度的工作,是年轻医生迅速成长的法宝。
  “同时医生还必须不停地学习和进步,因为整个医学的发展瞬息万变,需要一辈子学习。”张建珍说做医生,真的没办法随便。
  但压力不仅仅来自于工作。
  纪录片中,一对老夫妻因煤气爆燃而导致全身烧伤,徐晔为老人申请了医院的公益基金,获得了2万元的手术费减免,但这远远不够。
  如电影《我不是药神》里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叫做穷病。”没过多久,老刘家人在没有告知徐晔的情况下,悄悄为老刘办理了出院。
  一个月前,也是在这个病房,徐晔治疗的另一个重度烧伤病人,也是因为同样原因家属放弃了治疗,最终病人去世。“这个过程是每个医生都会去经历的。”徐晔平静地说。也许每个年轻医生都必须经历的过程,叫接受遗憾。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孙自敏,谈起她职业生涯的“至暗时刻”。
  “1990年,我们做过科里15年的白血病回顾性分析,所有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就剩一个病人,最后那个病人还是不在了,就整个全军覆灭。”当时她甚至不想当医生了,他们这么多医生工作了15年,都等于白干了,因为他们没让一个病人活下来。
  这么多年来,自责让她没有勇气去给同学扫墓,“我有听其他同学说,她的墓修得很好。”
  堪慰的是,自2000年起,孙自敏带领她的团队进行非血缘脐带血移植,终于攻克了脐带血移植中植入率的难题。
  目前她所在的科室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脐带血移植中心,给许多白血病患者带去了希望。
  “特别是对肿瘤科医生来说,不要跟病人做朋友,因为你跟他投入私人的感情越多,有可能你后面会自责、失落、伤心,会更难过,很长时间走不出来。”
  南京鼓楼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魏嘉,在纪录片中提到以前肿瘤科前辈给她的建议,那就是不要和病人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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